於是我決心到音樂科系唸書，讓自己再沉澱幾年。我用長笛考上了東海音樂系（後來沒去讀，被一起去考的人責怪糟蹋了名額，很抱歉！），用笛子考上文化大學音樂系國樂組。想想在台中已待了五年，因此決定選擇文大。誰知道，在我已到銀行繳了註冊費時，第一個專業樂團-台北市立國樂團卻成立了。

　　好朋友孫新財幫我報了名，勸我去考試，他說，考上也可以不去，但可能有助於以後在台北的發展，如樂團需要兼任團員時，應會優先採用，增加經濟收入，他說動了我。在考完自選曲及視奏後，旁邊李時銘先生（參與北市國規劃，後任北市國副團長兼指揮）再一個一個口試，其實只是問說，樂團初成立，需各種人才，你若考上，除了演奏外，對行政、研究或作曲有無專長或興趣。而我的答覆令他大吃一驚，並且驚動了評審席上的副團長許常惠及指揮王正平先生。我說，考上了我沒辦法來，他們請我稍待，等考完要與我談一談。當時也擔任評審的莊本立教授（文大國樂組主任）先向我說，要把握學習機會，趁年輕趕快進修，樂團以後再來不遲。莊教授對我愛護有加，在我參加五燈獎時，他即很注意著，五度五關後，他請華岡藝校國樂科主任鄭德淵先生（現任台南藝術學院中國音樂系主任及代理院長）聘我到華藝任教。看到我插班文大，他更高興，考上後，我問他可不可以免修笛子，改修作曲，他一口答應，並且安排剛回國任教的錢南章教授當我的主修老師。沒想到我後來還是辜負了他這番苦心安排。

　　王正平先生問我還去讀書幹嘛？誰教你吹笛子？我說我改修作曲，許常惠教授說作曲他可以教我。許教授是我作曲的偶像，他的作品唱片我可說是聽得滾瓜爛熟，如「盲」、「葬花吟」、「嫦娥奔月」、「鄉愁三調」…等，我的老師賴德和也都是他的學生，連後來的老師馬水龍也是，當時的確令我心動；王正平先生去年即對我很賞識，在樂團草創時，希望我能幫忙。在一番情理攻勢及自己考慮經濟因素下（太太也在場商量），心想：剛上台北，毫無基礎，先待在樂團也好，以後再找機會唸書吧！我留下來了，成了創團團員。
　　

         誰知道國樂從沒專業起，樂曲的質與量都跟不上專業腳步，天天上班練習的專學樂團練不到兩個月，就把台灣能練的曲子全練完了（當時「匪曲」是禁演的），以後的練習就常常在分組練習（各組分開自由練習）中度過。不過也因此常與同事討論吹笛技巧，並因而發現我的嘴形比大家鬆，臉頰愈吹高音鼓得愈大，音色卻較圓潤飽滿，吹高音時省力又明亮。這引發了我研究嘴形的興趣，因而發現平嘴形和凸嘴形的不同，也顛覆了傳統教法中，嘴唇不能突出，臉頰不能鼓起的觀念。